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——“左公柳”文化文献综述

会宁境内现存的28棵左公柳树龄均在150年左右，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官网显示，这些树栽植年代为清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至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。

据会宁县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，它们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状况大致相似，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自然环境的考验，每一棵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共同见证了左宗棠西征以及当地的历史变迁。

会宁地区的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西进收复新疆时带领湘军所植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。

目前，会宁境内有“左公柳”28棵，生长在侯家川镇古道岔村石沟湾社。左宗棠治理西北环境，尤其带领官兵、发动百姓栽植树木，后人为纪念左宗棠这一懿行善举，称其为“左公柳”。现将古籍史书、方志日记中关于“左公柳”的记述于后，以供参考。

一、“左公柳”典籍记述

最早记述“左公柳”的当是冯焌光，他在1877年自上海前往新疆，在进入甘肃泾州地界时写道：“自此以西，夹道植柳，绿荫蔽天。”到会宁附近，又记到：“过此则途径旷然，夹道杨柳荫庇行路。”

1891年，陶葆廉随父陶模(调任新疆巡抚)进京述职，返回新疆时，将沿途见闻写成书，其中对“左公柳”也有片言只字的记载：“出隆德西门折北行，两旁皆山。……八里铺（即得胜铺），迤西道树成行。”

蒙古族人阔普通武1903年自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罢官，在返回京师途中写道：10月29日，“晚宿会宁县……自入县西境，官道两旁，杨柳稠密，十年树木，令人忆左文襄之遗爱”。

1905年，裴景福在其《河海昆仑录》中，对植树造林、保护植被予以关注。特别是看到“左公柳”遭伐的情景，作者为之感慨不已：“仆人购薪引火，有枯枝干脆易燃，询之，乃盗伐官柳，闻而伤之。泾州以西达关外，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。”

1911年，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，当行至肃州时写道：“回望陇树秦云，苍茫无际，驿路一线……长杨夹道，垂柳拂堤，春光入玉门矣。”

1911年袁大化路过哈密，见到“十里柴湖庙，村户毗连，绿树垂荫。”“回城……风景尤佳，绿荫夹道，清流贯其间，水声潺潺，草木畅茂。

袁大化在《辛亥抚新纪程》说：“自出潼关西来，柳荫夹道，望之如硖路然，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时种植。柳树成材，纹赤质坚，作器具，与皖、豫蒲柳不同。”“自平凉以西，左公柳夹道断续，拳屈瘠薄，不如青白杨之条达肥美。或西来土性宜杨不宜柳欤。”

赵敦甫笔述《左宗棠杂事》：“甘肃安西县三道沟（离玉门县城约六十华里）有老树十株。树上钉木牌，楷书‘左文襄公手植’。”裴景福《河海昆仑录》载：“（平凉）府东十里外大路，宽十余丈，植柳四五层，三路并行，参天合抱。想见文襄公经营西陲，同于召伯甘棠，而远略尤过之。”

民国之初，1923年，美国人兰登·华尔纳率福格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考察。是年秋，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，看到这里种的“左公柳”“已经长成了，成排成行，夹道矗立”。华尔纳认为，“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，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，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，同时，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”。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当中，“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，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，翻山越谷，蜿蜒行进，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”。记载于所著考察记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》。

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的奏折中称，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，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。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，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，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。

1932年12月，林鹏侠女士奉母之命，从上海出发，历时半载，对西北各地进行考察，在从平凉城至六盘山时写道：“途中荒凉满目，惟左公柳时或一现，但已零落晨星矣。……夹道浓绿，当时有万里康庄之目。惜年久无人管理，又值连年天人交祸，民不聊生，树皮根芽，均被灾民剥食垂尽。呜呼惨矣！左公遗迹，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传流矣！自潼关至此，崇山峻岭，平原广川，一例牛山濯濯。气候干燥，雨量不调，盖荒旱频仍之因。不知以往司民牧者，何以不注意也。”

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，上海《申报》记者陈赓雅，前往边疆视察，对“左公柳”的保存及遭毁情景，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。在行至天祝乌鞘岭时写道：“左宗棠西征时，沿途所植榆柳，多已皮剥枯倒，至此尤了无一株，惟青草丰肥，差堪牧畜耳。”至静宁、隆德间，则“沿途杨柳，不绝于目——系左宗棠督陕甘时，令防营所植，俗称‘左公柳’，颇有纪念意味。树粗一抱多，高二三丈，每株相间三四步，夹道成行。夏日枝叶交荫，征客受益不浅也！”还专门就“大佛寺与左公柳”详加记载：“陕甘驿道，两旁所植‘左公柳’，当其繁荣时期，东自潼关，西至嘉峪关，长凡三四千里，皆高枝蔽

图为会宁县侯家川镇古道村席家湾村民小组左公柳

（王进禄拍摄于2022年5月）

日，浓荫覆道。征客途行，仰荷荫庇，无不盛称左氏遗泽。盖提倡种树已不易，种树成林更不易，成林而有历史价值，国防交通意义，尤属难能可贵。惜柳线所经各县，官厅不知保护，坐令莠民任意摧残，或借医病为名，剥皮寻虫；或称风雨所折，窃伐作薪，以致断断续续，不复繁盛如昔。尤其昨今两日所过驿道，往往长行数十里，尚无一株，荒凉满目，诚有负前人多矣！”自长武至乾县途中触景生情，有此感唱。接着笔锋一转，指出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之重要与紧迫：“西北面积虽广，但多荒山旷野，一任荒废，利弃于地，既感生产缺乏，复酿水、旱各灾。倘能以之培植森林，则可立致富源。且西北气候，系大陆性而兼沙漠性，朔风一起，尘沙蔽天，沙漠有南迁之势，诚非无稽之谈。若不积极造林，前途殊堪危险！……至于植林间接效用，调和气候，涵养水源，防弭旱、涝，御蔽风沙，增进风景，裨益卫生，更不胜述。法相阿尔脱尔勃尝谓：‘亡法国者，非敌国外患，乃在山林之荒废。’此言无异为我西北下针砭。今后广植新树，保护旧林，迅宜双管齐下，不容再缓矣。”

1935年印行的《重修隆德县志》，对“左公柳”作了这样的记载：“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……入静宁界，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，此系官道，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，春夏青青，左公遗爱也。车磷马啸，络绎不绝。”。

同年，赴西北游历考察的张扬明，在其所著《到西北来》中写道，清水至天水途中，“路旁有很多古柳，名左公柳，为左文襄公开发新疆时所植。闻说这种柳树，一直到天水、定西、皋兰一带，绵亘数千里，共约60万株；因左公当时来到此地，看见地形复杂，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，植柳作为标识”。

高良佐在其1936年出版的《西北随轺记》中，这样写道：“自窑店以西，已入甘境，驿树夹道，迎风而舞，盖悉为左宗棠所植者也，号曰左公柳。按左相当年所植柳树，实起陕之潼关以达新疆哈密，然自潼关至西安道中，零落殆尽，西安至窑店，则已斩伐无余株矣，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。”书中有泾川“左公柳”的插图。

1936年出版的《西北揽胜》对“左公柳”特作介绍：“自陕西而经窑店即入甘肃境，自此西行，驿路两旁，时见柳树成行，大可拱围，高枝参天，均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者，故名左公柳。按，当时所植柳，自陕之潼关直抵玉门关绵亘达三千余里。嗣后历经兵燹旱涝，砍伐甚多。今则除泾川、平凉以及永登等县内，偶见成行外，余或三三两两，以示驿路之所在，或则连根拔除已一无所见矣。

著名记者范长江自1935年7月起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旅行的通讯合集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出版，其中记载了“左公柳”。当1935年冬，行至永登途中，看到“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，杨柳相望，水渠交通……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，古老苍劲，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，不胜其企慕之思”。在后来出版的范长江的另一通讯集《塞上行》里，且有对平凉途中所见“左公柳”的描述：“下华家岭，至界石铺，又合昔日陕甘大车大道，左宗棠当年经营西北所植柳树，还有不少留于大路两旁。”“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，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，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，以当时交通工具之简单，他的道路路面比现在国道路面为广，此公胸襟之远阔，实不同于当时凡俗之武夫。惟时至今日，左公柳已丧亡十九，长安至新疆之大道，仅若干处略存左柳，以引对前人辛苦经边之回想，其实用的价值，实已渺无可称述。”

1939年印行的《重修古浪县志》里对“左公柳”特予说明：“所谓人造林者为左公林、学校林。左公林由县南龙沟堡迤县北小桥堡，沿道节节有之，但皆稀疏，已枯死无多。”

图为会宁县侯家川镇古道村席家湾村民小组左公柳

（胡雪峰拍摄于2025年4月）

丁履进在1940年写的《西兰之间》“忆左宗棠”一章里写道：“左氏由潼关至迪化，运用兵工，开辟大道，夹道植树，保护路面，迄今陕甘公路两侧，老树峥嵘，所谓左公柳者是也。惜后人不加爱护，所伐殆尽，于今所见，依稀数株而已。”

张其昀、任美锷在1942年出版的《甘肃人文地理志》里，对“左公柳”也作了记载，指出植树之重要作用：“将来甘肃中部造林，似宜以杨、柳、榆、侧柏等较为适宜，山坡土壤冲蚀最烈，尤宜首先植树，保护梯田之肥土。昔光绪初左宗棠总督甘、陕，尝于甘陕大道两旁栽植杨柳，东起西安，西迄酒泉，郁郁千里，官厅保护迄今已五十余年，有大至数围者，人定胜天，此其明证，惜自民国十五年以还，兵乱纷起，左公柳破坏甚多，惟就其所遗者观之，当代苦心犹昭然可见也。”

秦翰才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一书中记载：

凡是文襄公或楚军湘军所到之地，就大家种树。如今可考的：会宁境内种活树21000多株；安定境内106000多株；皋兰境内4500多株；环县境内18000多株；安化县丞及镇原境内12000多株；狄道境内13000多株；平番境内8000多株；大通境内45000多株。其时，魏光焘做平庆泾固化道，大概所有东路路工和桥工，都是在他指挥之下完成的。

1891年到过哈密的陶葆廉，在其《辛卯侍行记》中就是这样描述哈密的左公柳：“三里夹道官柳，甚密，折西南过下阿牙桥……”甘肃靖远人张慎徽《兰州春秋》记述道：

大家都熟悉的“左公柳”，东起潼关，西至伊犁，所谓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。其实，左公栽柳，并不是由西向东，而是由东向西栽，平行着栽了四行，由湘军沿路保护，平均一个人保护五株树，因此把队伍就安置在这条大路上。时间长了，弟兄们感到无聊，思家心切，渐渐逃跑，官长们先不敢报，后来缺额太大，才报请缉捕，谁料报上去也不指示，也不查究；从此跑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，久而久之，公开地扎行李东下回家了。这样不遣而散，留得杨柳三千里，传为佳话。所谓三千里之遥，起讫如何呢？自西安至兰州约七百公里，兰州至酒泉约七百公里，酒泉至玉门约九十公里，总计约合三千华里之数。有人统计所栽柳树：自长武至甘肃会宁县东门外，计程六百里，共种植成活二十六万四千余株，计环县一万八千余株，安化及镇原一万二千余株，平凉泾川二千二百余株、会宁二万一千余株，安定（定西）十六万六千六百余株，金县（榆中）四千四百余株，皋兰四千五百余株，平番(永登）七万八千余株，狄道（临洮北）二十里铺及古城子一万三千三百余株，大同城垣四万五千余株。

大将西征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；

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

此诗为杨昌浚作，杨在光绪五年经左文襄奏举，帮办新疆军务善后，路过见道柳而作。左文襄由哈密奉诏回京，自嘉峪关至省，除沙漠盐碱地外，道旁拱把粗细之柳树接续不断。杨诗传到肃州，左公见之大悦。

隆无誉在《西夏日觚》中记载：“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，连绵数千里，绿如帷幄。‘两行秦树直，万点蜀山尖’，恍然见古人造句之工。”

德国人福克曾去哈密谒见左宗棠，当他进入陕甘交界的长武县时，看到了左公柳，他在《西行琐录》中记载说：“左爵相命于大路两旁尽栽树木，业已成林，直到新疆境内，连成一片路颇平正。”继而赞叹道：”厥功伟矣！”

西方人米尺利，应左宗棠约往陕甘查矿。他记述一路所见，说：“路过一山，高约九千五百尺，而驱车甚易，无跋涉崎岖之苦，于以见左侯辟路之功为不小也。查陕甘两省道路，较诸湖北湖南几有霄壤之别。自此路迤逦至兰州府而至肃州，道旁悉有嘉树荫庇，桥梁林立，亦甚修整，莫谓乱后无人了此大功也。“他还守候在路旁，统计过往行人车马数目，在两小时内经过有重驮马驴160匹，骆驼70头，马牛库24辆，骑马者29人，人车9辆，猪30头，牛20头，真是一派繁忙景象。他指出美中不足之处，是下雨天道路泥泞，难以行走。

左宗棠离陕甘后，继任总督杨昌浚秉承他的意旨，对沿道官柳悉心照顾，严禁斫伐。

上海出版的《点石斋画报》上绘了一幅左公柳的图，题为《甘棠遗泽》，并写了一篇短文，记述它的兴衰和现状：“昔年左文襄公开府秦中，曾饬各营兵士就秦关内外驿路两旁，栽种树木，十余年来，浓荫蔽日，翠幄连云，六月俎暑者荫喝于下，无不感文襄之德庇而称道勿衰。迨文襄移节两江，都人士睹景怀人，不忍剪伐；而无赖之辈往往乘间砍以斧斤，致同牛山濯濯。有心者因培养无人，不免有荣枯之感。近者杨石泉制军素蒙文襄知遇，曩年随文襄出关时曾目击情形，自制军继文襄之任，事事以文襄为法，无异萧规曹随。乃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，复严饬兵弁加以防守。今当春日晴和，美荫葱茏，依然与玉关杨柳遥相掩映。从此手泽在途，口碑载道，诵甘棠之三章，千载下犹遗爱焉。”

此后二三十年，左公柳遭斫伐的情况益加严重，游历者都十分惋惜，但是一路上仍能保持壮观的景色。据叶昌炽于光绪二十八年的《缘督庐日记》中说：“左文襄治军陕甘时，自陕之长武，西至肃州，2000余里驿路，皆栽白杨。昨在长武，日中即受其荫。然为饥民剪伐过半，缺处已不胜烦热。自过泾州，一路浓荫如幄，清风徐来。闻西行树愈密，真甘棠之遗爱也。”

裴景福(字伯谦）于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流放新疆，在所著《河海昆仑录》中也有一段记载：“仆人购薪引火，有枯枝干脆易燃。询之，乃盗伐官柳，闻而伤之。泾州以西达兰州，夹道杨柳，连荫三千余里，左文襄镇陇时所植也。凡苦卤不毛之地，旋植旋萎，沃土则荟蔚干霄，逾数抱。柳三五株，间以白杨。……奈守土之官不告诫爱惜，山河荒僻，剪伐多矣。”

他慨叹之余，还发现沿途墩房张贴了禁止伐树的告示，文字却很雅致：“昆仑之阴，积雪皑皑。杯酒阳关，马嘶人泣。谁引春风？千里一碧。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。”

裴景福接着发了一阵牢骚，说：“罗穆倩刺史挽公联云：‘食性我能谙，白菜满园供祭馔；浓荫公所茇，绿阳夹道迓灵旗。’昔贤经纬万端，洪纤悉寓精心，十年培之而不成，一日复之而有余。今昔之感，岂为此依依者耶！”。

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在辛亥年（1911年）还看到多处左公柳，他在《辛亥抚新纪程》中记载说：“自出潼关西来，柳荫夹道，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时种植。……华阴以西，夹道左公柳尚茂密。间有被土人偷伐者，亦地方之责也。左公柳甘界尚整齐，无甚短缺。自平凉以西，左公柳夹道继续，拳屈瘠薄。……红城驿夹道杨树高十余丈，左公督陕时种植，多为奸民剪伐。有未伐者，高耸插天，干直无枝，枝亦被人斫去。”

民国初年谢彬游新疆，一直到阿克苏，还见到左公柳。游记中说：“湘军所植道柳，除戈壁外，皆连绵不断，枝拂云霄，绿映行人。”

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）有人在甘肃安西县三道沟（离县城约90里，离玉门约60里）看到老树10株，树上钉木牌，楷书“左文襄公手植”。他写信告知了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作者秦翰才。80年代有人看到平凉郊外公路旁还有左公柳，绵延数十里。酒泉公园中则只剩四棵左公柳，其中一棵在离古泉五六米的地方，枝干挺拔，郁郁葱葱，依然秀丽动人。

1990年4月，作者随全国政协视察团到甘肃兰州、武威、敦煌等处视察，特意寻访了左公柳。在兰州市东黄河沿岸一条幽静的小路上，有一排柳树，共9株，约三四人合抱，树干高约20余米，枝叶披拂，浓荫蔽日。树四周用水泥栏杆保护，有标牌上书“古旱柳”。据甘肃省博物馆介绍，这就是左公柳。作者与同游者剧作家吴祖光、音乐家吴祖强兄弟、漫画家及文物家毕克官、老医生刘志明、音乐家江定仙、指挥家严良堃等在左公柳前摄影留念。在武威雷台前路旁有一株百年古柳，当地人告知作者，这也是左公柳，作者也留影纪念。

宋伯鲁，字子钝，陕西醴泉人，光绪十二年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、监察御史，著有《海棠仙馆诗集》15卷，是有名的诗人。这首诗题是《将至肃州追怀左文裹师》：

左侯倔起中兴日，誓扫天骄扩帝仁。

万里车书通绝域，三湘子弟尽功臣。

凤林鱼海春风远，玉塞金城柳色新。

今日西陲需保障，九原谁为起斯人！

二、各个时期甘肃地方政府对“左公柳”的保护

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加上新疆所种的榆、杨、柳树，约有一二百万株。1935年，甘肃省政府对当时的“左公柳”进行统计时，平凉境内尚有7978株，隆德5203株，静宁1386株，固原4351株，山丹1220株，永昌1311株，临泽235株，古浪1015株。这些“左公柳”，“均经编列号数，各悬木牌，高钉树身，以为标志”。

1998年8月出版的《甘肃森林》记载本省境内尚有“左公柳”202株，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，兰州滨河东路13株，酒泉泉湖公园内仅有2株。

将上面的这三组统计数字略作比较，就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。“左公柳”急速锐减，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为的砍伐。尽管当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加以保护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，但最终却未能遏制住“左公柳”频遭砍伐的势头，那昔日“密如木城，行列整齐”的景观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，引人深思。

早在清代末期，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，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谕：“昆仑之阴，积雪皑皑，杯酒阳关，马嘶人泣，谁引春风？千里一碧，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。”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“左公柳”的官方文字。但可惜的是，砍伐“左公柳”的情况此后接连发生，从未停止过。1909年，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永登，见到境内大量“左公柳”被人砍伐，“有未伐者，枝亦被人砍”。

1920年，据《甘宁青史略》记载，甘肃“地大震，东西路桥遂多毁坏，县知事伐官树以补之，以公办公，尚无不可，惟此端一开，绅民效尤，已伐去十分之三”。省政府对此耳有所闻，遂通令泾川、固原、平凉、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定西、通渭、榆中、皋兰、永登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、玉门、山丹、民乐、张掖、临泽、高台、酒泉、安西等县，要求“将官树编列号数，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”。

1927年以后，为支应当地驻军、兵站的燃料需要，各县旧驿道两旁大量“左公柳”被“旦旦而伐之，以至于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三”。

1928年，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，在西固设立兵站，向当地群众征派大量烧柴，西固川的树木被砍伐一空，其中也有“左公柳”惨遭厄运。与此同时，榆中、皋兰境内的“左公柳”也被当地驻军大量砍伐。

1933年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，亲见左公柳“今则旱槁之后，继以兵残，髡枝弱线，十里不逢一株”。不禁发出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的浩叹。

1934年春，张恨水漫游西北，一入甘肃，只见沿路“左公柳”砍伐殆尽，所余无多，均剥尽树皮，用以充饥了。这应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旱，引起大饥荒的结果。张在感伤之余，写了一首竹枝词：“大恩要谢左宗棠，种下垂杨绿两行。剥下树皮和草煮，又充饭菜又充汤。”

针对上述情况，1932年11月26日，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《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》，其内容如下：第一条甘肃旧驿道两旁所有之左公柳，均依本办法保护之。第二条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，现责成各区长点数，具结负责保护。区长更调时，应特列专册移交，并由新任区长加结备案；县长更调时，亦应专案交收，呈报建设厅备案。第三条各县长、区长无论因何理由，不得砍伐或损坏，如有上项情事，一经查觉，县长记过，区长撤惩。第四条 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，除依法罚办外，并责成补栽，每损坏一株，应补栽行道树百株，并责令保护成活。第五条本办法由建设厅呈准省政府公布施行。这一《保护办法》虽显粗糙，但它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“左公柳”加以保护。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了《保护左公柳办法》，内容如下：一、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，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，依次逐株挂牌、编号（单号在北，双号在南），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、建两厅备查。二、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，应分段责成附近乡、保、甲长负责保护，并由县随时派员视察。三、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，仍须保留，不得伐用其木材。四、已被砍伐者，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，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，并责令附近保、甲长监督当地住户，负责灌溉保护。五、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、草皮、树根、草根，均禁止采掘，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。六、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，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，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。七、如该县长保护不力，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。

这一《保护办法》与1932年的《保护办法》相比，其内容和措施更加完善，不但规定了各县、区、保、甲保护“左公柳”的具体方法和责任，便于操作，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、破坏“左公柳”应受的严格处罚，并要求各县“随时派员视察”。随后，各县对其境内现有“左公柳”进行了全面清查、编号并将统计数字上报省政府。

然而，《保护办法》并未得到各地官吏的有效贯彻和执行。“左公柳”遭砍事件仍在屡屡发生。193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，途中“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，并有剥去树皮者。树虽婆娑，生意尽矣”。而且多为“斤斧新痕，显系最近砍伐”。据此，限令各县在一月内，将该县境内道旁树木，不分大小一律点数、编号报省建设厅，并要求各县“责成当地头人、居民切实培护。如有枯萎，须将树木号数具报县府。县府据报后随即派人查验。如系因被人剥皮或砍伐而枯萎致死者，应将该地人、居民从重处罚，并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”，“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查。嗣后，道旁树木不分大小、种类，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”。重申对“左公柳”严加保护。

1940年10月宁定（今广河）县民众密报省主席，称当地保长私自倒卖“左公柳”：“今年，县政府颁谕，令当地保长估价出卖，等情。不料宁定政治尚未入轨道，藉公营私、不顾公德之保长，将以三等价估卖，大者六元，次者五元，小者四元，还以公树送人情者亦有之。如此胆敢瞒上营私，百分之一估价公树，目无法纪。而文襄公百余年功绩，国家不得沾益，诚可痛哉。”为此，1941年2月28日，甘肃省政府发布训令指出“该县左公柳，既关古迹风景，又能调和气候，亟应保存。据呈前情，合行令仰该县长迅即查办具复，并转饬所属一体保护”。同年4月29日，国民党甘肃省执委会主任委员朱绍良致函甘肃省政府：“近据报告，竟有一般军民对于西兰公路附近之左公柳及兴隆、崆峒各山之林木，不知爱护任意采伐。”要求省政府“饬属对于本省之左公柳及各山林木加以保护”。随后，省政府通令泾川、平凉、固原、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定西、榆中、皋兰、永登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、山丹、民乐、张掖、临泽、高台、酒泉、玉门、安西21县，“仰遵照切实保护，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”。诚然，这些训令通令对于保护“左公柳”客观上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。

1946年，隆德县有人报称，该县建设科长陈树德等人以估价处理公路两旁“左公柳”枯树为名，盗卖“左公柳”，使大量左公柳被砍伐。省政府接报后当即令隆德县政府认真查办。经查，隆德县建设科科长陈树德、苗圃主任安涛、神林乡乡长薛昌荣、沙塘乡乡长薛达等人在奉令处理已枯“左公柳”时趁机盗卖了400余株。隆德县政府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，并对境内现存“左公柳”重新进行了清查，编号。经清查隆德境内尚存“左公柳”3610株。本着“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”之训，隆德县议会还专门拟具了《违法变卖左公柳处理办法》，其中第三条规定：“此次清查现存之左公柳，应由县政府负责重新编号、列册登记。除县府存案列交外，登记册抄发所在地之乡镇公所，负责切实保护。非呈奉省府核准，任何人不得砍伐，并将此次所伐缺空趁兹植树时期，补植新苗，保护成活，以重先贤遗爱，而免再有同样情事发生。”

三、关于“左公柳”的诗文及历史传说

据载，他在离开西北时，“关内外闻之……胥惶然如失所覆，巷议户祝，筹所以留公，而不可得，则奔趋幅亿，顶香膝跃，呼感恩，数十百里无绝声”。在甘肃的一些地方，至今还流传着左宗棠栽树护柳的故事。

在酒泉就有“斩驴护柳”的传说。相传，左宗棠从新疆返回酒泉后，看到酒泉有些树木的树皮全被剥光，四大街的新栽树木多已死亡，他十分愤怒。一天，他微服出巡，发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时，多将毛驴拴在树上。毛驴竟啃起了树皮，官吏、市民熟视无睹。左宗棠下令将驴斩杀，且通告城乡，从今以后“若再有驴毁林者，驴和驴主与此驴同罪，格杀勿论”。一时间，左公斩驴护树传为佳话。

时隔不久，酒泉又传着左宗棠斩侄护林的故事，说左宗棠的侄儿居功自傲，有恃无恐，对左宗棠植树护树的号令藐视，手执砍刀当众砍倒一片林木。左宗棠闻报，怒不可遏，以“毁林违纪”之罪，公开斩首示众。

这些传说姑且不论其是否真的发生过，它的流传，表明当地人民从左宗棠身上继承了爱护林木的精神，养成了植树护林的习惯，从此，酒泉城内林木葱茏，环境幽雅，造林护树之风代代相沿。

至于有关“左公柳”的诗歌、诗话，自从杨昌浚的那首：“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渡玉关”的名篇传播开来，不仅尚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读后“拈髯大乐”，也引发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的诗兴。吟咏“左公柳”成了西北边塞诗的新题材，“春风玉关”的诗话又创新格，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。

清代诗人萧雄(字皋谟)，湖南益阳人。著有《西疆杂述诗》四卷，对新疆地理风俗人事各项，叙述甚详。其中一首吟到“左公柳”，诗云：

千尺乔松万里山，连云攒簇乱峰间。

应同笛里边亭柳，齐唱春风度玉关。

对新疆天山地区种植“左公柳”的情景，诗的自注中作了如此记载：“左文襄公檄饬湘楚诸军，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，搜折树枝，排插为林。方及数年，已骎骎乎蔚然深秀，民甚德之。皆榆柳也”。

兰山书院山长、皋兰人吴可读写了《呈左爵相七律二首》，其二云：

感恩知己更何人？六十余年戴德身。

千水见河山见华，维崧生甫岳生申。

从来诗律推元老，自古边防借重臣。

遥想玉门关外路，万家杨柳一时新。

民国时期，无锡诗人侯鸿鉴著有《西北漫游记》，其中有他于1935年5月写的《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》七绝二首：

其一

自古西陲边患多，策勋自是壮山河。

三千陇路万株柳，六十年来感想何?

其二

杨柳丝丝绿到西，辟榛伟绩孰能齐。

即今开发边陲道，起舞应闻午夜鸡。

诗中自注说：“出潼关至玉门关，左文襄植柳数万株于道旁。”

当代诗人吟颂“左公柳”的诗词更是不少。著名词人张伯驹在其《杨柳枝》中这样写道：

征西大将凯歌还，种树秦川连陇川。

绿荫多于冢上草，春风一路到天山。

有一首曾经在海峡两岸学生中间广为流传的爱国歌曲。词作者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罗家伦先生。他当时要出使法国，途经新疆，考察了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民俗之后，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并由当时著名的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作曲：

左公柳拂玉门晓，塞上春光好，天山融雪灌田畴，大漠飞沙旋落照。沙中水草堆，好似仙人岛。过瓜田，碧玉葱葱；望马群，白浪滔滔，想乘槎张骞，定远班超，汉唐先烈经营早。当年是匈奴右臂，将来便是欧亚孔道。经营趁早，经营趁早，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。

陇上著名诗人王沂暖在其《念奴娇·兰州》中写道：

……左柳生春，霍泉漱玉，功在人间世，严关迎送，几多贵主西去！而今岁月峥嵘，舆图换稿，景色添新丽。

著名诗人袁第锐，在其《恬园诗曲存稿》中有“天池”诗二首，其二云：

八骏西游未肯还，穆王消息滞天山。

瑶池自有奇花草，何必春风渡玉关。

萧涵加注曰：“春风与玉门关一案，可分三个阶段。王之涣：‘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’其第一阶段。清末杨昌浚之‘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渡玉关。’一反王之涣原意，是为第二阶段。先生此诗，先说八骏西游未肯还，暗示天山水草富饶，非无春风，八骏愿意‘安家落户’而‘未肯还’。次说当年穆王不返，正为瑶池值得终老，所以无消息者，只是音书远隔而‘滞’，并非其他。末两句点明正题，在‘春风玉关’这一场公案上可以说是‘另辟蹊径’，故为第三阶段。”这首诗虽非专咏“左公柳”，但为“春风玉关”另创一格，为此段公案增色不少，故专录于此以志存留。

萧雄《西疆杂述诗》，其中《草木篇》之三写道：

千尺乔松万里山，连云攒簇乱峰间。

应同笛里边亭柳，齐唱春风度玉关。光绪年间，翰林院编修宋伯鲁，《抵哈密》一诗：万木伊州道，垂杨拂客车。

塞城隐白雪，古戍访黄花。 （周相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