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种造型艺术，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由于剪纸材料（纸）和所用工具（剪刀和刻刀），决定了剪纸有它自己的艺术风格。剪纸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民间技艺。创作者大多为乡间妇女和民间艺人，由于他（她）们以现实生活中的日常见闻事物作题材，且对物象观察，全凭纯朴的感情与直觉的印象为基础，因此形成剪纸艺术浑厚、单纯、简洁、明快的特殊风格，反映了农民那种朴实无华的精神。会宁民间剪纸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：

一、发生上的根源性。陆志宏教授在《陇中剪纸》一书中说，中华民族人文始祖“伏羲”、“女娲”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。史载：“太昊伏羲氏生于成纪”，即今陇中的静宁，而会宁属于伏羲文化圈的范围，这就说明会宁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大量的神话传说、文献记载、地下文物、民俗活动，都证实了会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而源远流长的会宁民间剪纸不啻是民间文化的化石，“阴阳鱼”、“宝葫芦”等就是伏羲、女娲文化最好的印证。（图1-13，伏羲，王红川）

会宁的历史悠久，文化遗存丰厚。比较有名的是牛门洞文化,从秦孝公始创郡县制到唐代后期，会宁一带是陇西郡所辖境域，

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。在当时，经济和文化都曾经是空前繁荣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：“陇中的文化不论是地下文物，还是民间艺术都具有源头的性质。”吕胜中在《陇中剪纸》序言中说陇中（会宁属陇中）剪纸的风格是多样的，有粗犷豪放的写意式；有缜密精细的工笔型；有简略概括的结构；有繁缛复杂的装饰。陇中是个集结溶汇多样文化的地方。似乎这里有着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气象。

二、流变中的依附性。

会宁民间剪纸是符合民间习俗的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活动。它的存在，是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无法脱离鲜活具体的民俗活动而存在。吕胜中教授说依存性是指该民间艺术形式是依附于生存条件、周边人文环境而存在的，具有繁荣、发展和衰落、消亡的两重性。当依存条件存在时，它就繁荣发展；而当依存条件不存在时，它就走向衰落或消亡。虽然人为的保护意识尚有，但由于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。如过大年窗户上就要贴窗花，六月天一般不贴。婚丧嫁娶都有丰富的特定的剪纸内容和形式。因为受其整体的存在性境域的制约，剪纸艺术的实用性和目的性体现出鲜明的依附性特征，决定了从题材的选择处理到形式的构图处理等创作的所有方面。

会宁民宅本多四合院形式，窗户多为格格窗子，这种窗子正适合于贴传统的窗花，但是近年来这种建筑不断减少，百姓多采用两扇的玻璃窗子，不便于贴窗花，人们也就慢慢不贴窗花了。 2009年春节,会宁县举全县之力搞了一次灯展，全县几乎会糊灯笼和会剪纸的人都参与了，而且进行了评比和奖励，这样的活动激活了民俗的剪纸，也极大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。

三、承传中的集体性。

中央美院吕胜中教授说，集体性是大部分民间艺术的共同特征，像民间文学一样，剪纸艺术也具有鲜明的集体性特征。会宁民间剪纸的集体性特征，既表现在创作过程也表现在其作品的最后归属上。剪纸作品一经问世，往往不是一劳永逸的终成品，而是继续被他人不断创新和完善，重新汇入集体创作的滚滚洪流中，因而创作者个人的私有标记被淡化了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它的最终面貌，必定是历史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，融汇了千百人艺术才能和审美喜好的产物。特别是那些已流传千古状态凝固的作品，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反复雕琢和修改才基本定型，并被普遍承认，才得以流传和保存。很多作品都要经历一个被不断创新完善的流传过程，其作品原型如何，往往无法细究。形成集体性的另一个重要成因，则应该是民间剪纸的匿名现象。民间剪纸与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不同，作品因不标注作者的名字，也就遗忘了著作权。好的作品流传于世间，一经传播大批临摹，造成变体作品的泛滥，作者个人就被融入“劳动者”这一群体概念中了。（图1-14会宁传世刺绣剪纸纹样）